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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作战指挥中心依托合成优势资源，坚持搜情在前，预警在先，畅通多维信息渠道，加强重复警情治理，广泛汇聚线索，严密梳理隐患，确保防范始终走在风险之前，及时预警提醒，高效支撑实战。户政管理处纵深推进“警调对接”工作，创新推出“三清单两报告”制度，探索构建矛盾纠纷发现搜集、风险研判、先期调处、分流移交、回访跟进的全流程闭环管理模式，最大限度实现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交通治安分局探索构建“一核多元”治理模式，畅通警企共治渠道WWW,550111,COM，成立市域公共交通治安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切实将“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打造成调处化解公共领域矛盾纠纷的终点站、为民服务的主阵地、主动创稳的前哨岗。

红古分局坚持“预防走在调解前、调解走在激化前”的工作理念，创新优化“党委政府主导+公安民警协调+社区人员跟进+群防群治力量配合+矛盾双方参与”的五级矛盾调处化解机制，对各类矛盾纠纷坚持快调快处，及时消除纠纷隐患，防止矛盾激化升级。皋兰县公安局落实落细主动警务、预防警务，确定专人负责警调日常对接、信息互通和实战运行等工作，确保矛盾纠纷、风险隐患等警情流转对接渠道畅通无阻，实现“警调对接”职能“最大化”、矛盾纠纷化解“百分化”。永登县公安局树立“防为主、防为上”的理念，积极发挥“1+4+N”矛盾调解机制，实行派出所、综治中心、社区多方联动抓调解，形成“工作大家做、事情大家办、难题大家解”，确保矛盾纠纷早发现、早预警、早消除。

七里河分局打造功能齐全、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矛盾纠纷调处阵地，创新推广“口袋调解书”“以案定补”等一系列务实举措，推动矛盾调处从“被动应付”向“主动参与”、“泛化管理”向“精准治理”转变。兰州新区公安局形成“社区民辅警+社区（村）干部+网格员+N”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每日研判风险警情，五级赋色预警，实现各类警情标签化管理，推动矛盾纠纷高效研判、多级联动、多元联调。榆中县公安局坚持日常排查、集中排查和条块排查相结合，全方位收集汇总信息、多维度评估研判风险、立体化调处化解矛盾，宽领域跟踪回访评估，实现县公安局、业务大队、派出所三级矛盾风险责任清单全覆盖。

城关分局创新巡防机制，打造街面警务站，立足实战，推动警力前置，有效协调整合基层治理力量，充分发挥警务站与派出所联动工作机制，警务站设置了“矛盾纠纷调解室”，使纠纷调处更快捷、更高效，实现了问题及时解决、矛盾快速化解的工作目标。西固分局坚持风险管控和帮扶救助相结合，评估风险、积分预警，定期走访、上门纾困，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从源头化解矛盾纠纷。高新分局拓展“护航警官”触角深入辖区企业，帮助研判风险、纡难解困、排除隐患，同时协助企业加强内部安全防范，督导落实人防、物防、技防措施，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让辖区平安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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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位于‘东方之西方，西方之东方’，素来享有‘巴尔干之钥’的美誉。”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习近平这样说道。从南斯拉夫电影《桥》、歌曲《啊，朋友再见》等在中国广为流传的作品，到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传出悠扬的古筝琴声WWW,550111,COM，同为历史悠久的国家，文化交流让相距遥远的两国人民心手相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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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深，字任潮，从辛亥革命起追随孙中山，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南征北战，屡立战功。1924年，李济深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时任西江善后督办的李济深不仅为黄埔军校提供了教资、物资，他还将自己创办的“西江陆海军讲武堂”中的学员、教官推荐过去，为黄埔军校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大批基层军事干部。黄埔军校成立后，李济深以副校长的身份，兼任学校的教练部少将主任。

李济深的孙女李霭君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回忆道，祖父从1924年黄埔军校开始筹办时起，就从人力、财力、物力几方面大力支持军校的筹办。他不仅从粤军第一师中提取现款3万元，调出枪支200余支，还将3万余发子弹交给了学校，使得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能够顺利开展。“那时候好像1块大洋就能买一袋白面”，李霭君回忆说。孙中山对于李济深参与筹备黄埔军校之事作出过充分肯定WWW,550111,COM，李霭君说：“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后，孙中山百感交集地对爷爷说，任潮，军校能够开学，与一师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你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都作了大力的支持，谢谢你。”

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李济深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1926年北伐战争中，蒋介石担任总司令，李济深出任总参谋长。1929年3月，李济深为调解蒋介石与桂系集团矛盾赴南京期间，却被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与李宗仁、白崇禧“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剥夺其军政大权，并“开除党籍”，软禁于南京汤山。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才获释出走上海，继赴香港。1933年，李济深发动福建事变，公开表达了自己“反蒋抗日”的政治主张。同年11月，蒋介石再次将李济深“永远开除党籍”。

李霭君说，1947 年3月9日，李济深发表了著名的《对时局意见》，指出对中国经济的破产及政治的危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要负相当责任。呼吁停止内战，废除党内独裁，这个声明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祖父的言行，使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以有悖党纪、诋毁政府之罪名，于5月将李济深永远开除党籍，并登报通缉。”

1948年1月1 日，在李济深等人的推动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诞生，李济深出任民革中央的第一任主席。李筱松告诉记者：“父亲当时做了很多策反工作，例如他给白崇禧写的亲笔信，奉劝他和共产党一起合作，还给在西南的卢汉也写了信，并且给傅作义、闫锡山都写了亲笔信，奉劝他们放下武器，和共产党一起迎接新中国的解放”。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5月1日，毛泽东亲自致电李济深和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同年12月，李济深克服重重困难离开香港乘船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李济深担任过国家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