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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本质上是在保护自己的低端过剩产能。市场经济是开放、竞争的经济,也是企业自主决策的经济。一方面,企业看到市场前景,为追逐利润、占据有利竞争态势,就会扩大投资,增加产能。另一方面,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能使市场竞争更加充分,推动优胜劣汰、产业升级。从全球看,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有利于各国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革命以来,任何新产品的出现、新产业的壮大莫不如此。而以产能过剩为借口,对市场进行过度保护,往往是保护了那些生产技术落后、缺乏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结果恰恰导致低端产能大量过剩,产品更新和产业升级难以实现。历史反复证明,保护主义的“温床”培育不出真正有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彭博社近日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曾对本土钢铁行业大行保护主义措施,也未能阻止其就业岗位减少、竞争力与市场份额下降的事实。如果美国将保护主义政策再应用到新能源等产业,不仅会削弱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也会严重阻碍其汽车、能源等产业走向新生。
保护主义客观上加剧了全球产能过剩并带来巨大成本损失。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得到充分发展,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大幅削减,保护主义被极大压制WWW,BLB333,COM,结果促进了各国分工合作,推动了要素自由流动、贸易顺畅对接、产能有序转移,形成完整高效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极大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但近年来,受地缘政治竞争等因素影响,保护主义重新抬头,逆全球化举措大行其道。美国一方面通过加征关税、贸易管控、技术封锁等举措,割裂全球市场,加重全球经济“碎片化”;另一方面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幌子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再造,导致一些领域、一些国家产能重复建设,形成全球产能过剩,进而带来巨大的经济社会成本损失。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模型预测,如果全球陷入全面地缘政治竞争的最坏情况,全球平均收入将下降5%,平均贸易额将下降13%。在全球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时刻,对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采取保护主义措施WWW,BLB333,COM,会带来更大的损害。
美国的保护主义损害了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人类福祉。建立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可以充分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实现各贸易方的福利最大化,诸如:增加商品种类、降低商品价格、增加就业和收入、提高消费能力等。而保护主义完全是相向而行,往往导致包括通胀高企、生产和生活成本上涨、生产效率与消费者福利损失等后果,而且受损失最大的往往是本国的消费者。美国纽约联储的研究发现,对华贸易战导致美国家庭平均每年要额外支出约831美元。美国卡托研究所的报告还表明,贸易联系的瓦解,对低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中不太富裕的消费者将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当前,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中国“新三样”在全球市场备受青睐,保护主义升级将阻碍公众获得高性价比的中国新能源产品,这对美国的消费者来说将是一场“保护主义灾难”。
保护主义最终会导致“双输”“多输”的结果。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在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最便宜的地方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技术最先进的地方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并通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提高全球生产率,实现各国共同发展。而保护主义则会南辕北辙、适得其反。将产能等经贸问题泛政治化、泛安全化,违背了经济规律和发展大势,必将在中长期带来“双输”“多输”结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指出WWW,BLB333,COM,贸易碎片化、技术脱钩将导致全球经济产出萎缩,一些国家萎缩幅度可能高达12%。而一个竞争有序、效率更高、容量更大、创新迭出、高度联通的全球市场,将为各国的新兴产能提供不断扩大的增量空间,让所有国家都受益。如果在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大搞脱钩断链、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等逆全球化举措,最终会导致全球资源浪费和效率损失,影响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缩小甚至扼杀增量空间。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中法关系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节点。访法期间,习近平主席回顾总结中法建交60年的珍贵历史、独特价值和重要使命,强调双方应该坚守独立自主、相互理解、高瞻远瞩、互利共赢的建交初心,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用历史的火炬照亮前行的道路。两国元首进行长时间、高水平战略沟通,就进一步发展中法关系达成多项共识。双方发表关于中东局势、人工智能与全球治理、生物多样性与海洋、农业交流与合作4份联合声明,签署近20项合作协议;
习近平主席此次欧洲之行期间,深刻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传递中国经济光明论的明确信息,强调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为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带来更多合作共赢的机遇。针对所谓中国新能源产业“产能过剩”的言论,用事实和数据解疑释惑、正本清源。习近平主席还同欧方领导人就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看法。
李济深,字任潮,从辛亥革命起追随孙中山WWW,BLB333,COM,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南征北战,屡立战功。1924年,李济深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时任西江善后督办的李济深不仅为黄埔军校提供了教资、物资,他还将自己创办的“西江陆海军讲武堂”中的学员、教官推荐过去,为黄埔军校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大批基层军事干部。黄埔军校成立后,李济深以副校长的身份,兼任学校的教练部少将主任。
李济深的孙女李霭君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回忆道,祖父从1924年黄埔军校开始筹办时起,就从人力、财力、物力几方面大力支持军校的筹办。他不仅从粤军第一师中提取现款3万元,调出枪支200余支,还将3万余发子弹交给了学校,使得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能够顺利开展。“那时候好像1块大洋就能买一袋白面”,李霭君回忆说。孙中山对于李济深参与筹备黄埔军校之事作出过充分肯定,李霭君说:“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后WWW,BLB333,COM,孙中山百感交集地对爷爷说,任潮,军校能够开学,与一师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你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都作了大力的支持,谢谢你。”
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李济深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1926年北伐战争中,蒋介石担任总司令,李济深出任总参谋长。1929年3月,李济深为调解蒋介石与桂系集团矛盾赴南京期间,却被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与李宗仁、白崇禧“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剥夺其军政大权,并“开除党籍”,软禁于南京汤山。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才获释出走上海,继赴香港。1933年,李济深发动福建事变,公开表达了自己“反蒋抗日”的政治主张。同年11月,蒋介石再次将李济深“永远开除党籍”。
李霭君说,1947 年3月9日,李济深发表了著名的《对时局意见》WWW,BLB333,COM,指出对中国经济的破产及政治的危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要负相当责任。呼吁停止内战,废除党内独裁,这个声明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祖父的言行,使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以有悖党纪、诋毁政府之罪名,于5月将李济深永远开除党籍,并登报通缉。”
1948年1月1 日,在李济深等人的推动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诞生,李济深出任民革中央的第一任主席。李筱松告诉记者:“父亲当时做了很多策反工作,例如他给白崇禧写的亲笔信,奉劝他和共产党一起合作,还给在西南的卢汉也写了信,并且给傅作义、闫锡山都写了亲笔信,奉劝他们放下武器,和共产党一起迎接新中国的解放”。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5月1日,毛泽东亲自致电李济深和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同年12月WWW,BLB333,COM,李济深克服重重困难离开香港乘船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李济深担任过国家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