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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学习党纪是领导干部的事，与普通党员关系不大。《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进了党的门，就是党的人。不管党龄多长，不论职务高低，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就应该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党员，时刻想到自己是党的人，是组织的一员，时刻不忘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每个党员都应该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深入领会《条例》的重要内容和着力方向，知边界、明底线，进一步明确日常言行的衡量标尺，用党规党纪校正思想和行动。
还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学规是为了不违纪，不违纪就不需要学规”。现实中，一些党员违纪，与对党章和党规党纪学习掌握不够、脑子里没有“紧箍咒”不无关系。一名官员落马后，在忏悔书中写道，自己“学习习惯于走过场、搞形式，从未入脑入心，以致迷失方向”，直至被留置后，才知道《条例》经过多次修订WWW,8G53,COM，自己“就像个无视交规的驾驶员，一路闯红灯，结果撞得头破血流”。无数案例证明，党员“破法”，无不始于“破纪”。如何防微杜渐？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聚焦对党规党纪不上心、不了解、不掌握问题，从严从实检身正己，做到知行知止、令行禁止。纪律是一面镜子。经常对照党规党纪，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反复照一照，能够照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帮助我们正衣冠、端品行。把党章和党规党纪学好了、掌握了，自觉遵守了，才能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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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深，字任潮，从辛亥革命起追随孙中山WWW,8G53,COM，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南征北战，屡立战功。1924年，李济深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时任西江善后督办的李济深不仅为黄埔军校提供了教资、物资，他还将自己创办的“西江陆海军讲武堂”中的学员、教官推荐过去，为黄埔军校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大批基层军事干部。黄埔军校成立后，李济深以副校长的身份，兼任学校的教练部少将主任。
李济深的孙女李霭君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回忆道，祖父从1924年黄埔军校开始筹办时起，就从人力、财力、物力几方面大力支持军校的筹办。他不仅从粤军第一师中提取现款3万元，调出枪支200余支，还将3万余发子弹交给了学校，使得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能够顺利开展。“那时候好像1块大洋就能买一袋白面”，李霭君回忆说。孙中山对于李济深参与筹备黄埔军校之事作出过充分肯定，李霭君说：“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后，孙中山百感交集地对爷爷说，任潮，军校能够开学，与一师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你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都作了大力的支持，谢谢你。”
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李济深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1926年北伐战争中，蒋介石担任总司令，李济深出任总参谋长。1929年3月，李济深为调解蒋介石与桂系集团矛盾赴南京期间，却被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与李宗仁、白崇禧“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剥夺其军政大权，并“开除党籍”，软禁于南京汤山。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才获释出走上海，继赴香港。1933年，李济深发动福建事变，公开表达了自己“反蒋抗日”的政治主张。同年11月，蒋介石再次将李济深“永远开除党籍”。
李霭君说，1947 年3月9日，李济深发表了著名的《对时局意见》，指出对中国经济的破产及政治的危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要负相当责任。呼吁停止内战，废除党内独裁，这个声明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祖父的言行，使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以有悖党纪、诋毁政府之罪名WWW,8G53,COM，于5月将李济深永远开除党籍，并登报通缉。”
1948年1月1 日，在李济深等人的推动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诞生，李济深出任民革中央的第一任主席。李筱松告诉记者：“父亲当时做了很多策反工作，例如他给白崇禧写的亲笔信，奉劝他和共产党一起合作，还给在西南的卢汉也写了信，并且给傅作义、闫锡山都写了亲笔信，奉劝他们放下武器，和共产党一起迎接新中国的解放”。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5月1日，毛泽东亲自致电李济深和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同年12月，李济深克服重重困难离开香港乘船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李济深担任过国家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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