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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通过开展专题研讨、集中宣讲、辅导报告等，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家谈”“班前会”“以案普法”等活动，组织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和“全民安全公开课”等，推动树牢安全发展理念。要聚焦“畅通生命通道”这一主要内容，讲解生命通道标识的含义和识别方法、保持生命通道畅通的必要性和法律责任，扩大“畅通生命通道”的宣传面、影响力。宣传应急疏散知识与技能，增强公众应对突发事件的避险能力。运用举报奖励机制，鼓励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身边的安全隐患。要围绕活动主题，举行安全倡议、安全宣誓和安全文化特色文艺演出等活动，由专业人员解答公众关于家庭、社区、工作场所生命通道自查、自改、报修等问题。鼓励各类安全科普宣教和体验基地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发动安全领域专家和时代楷模、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等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公众人物集中开展安全宣传。要持续推进安全宣传“五进”工作，组织参加“畅通生命通道”系列疏散逃生演练、“避险逃生训练营”短视频新媒体展播、“危急时刻之生命英雄”应急科普趣学、网络知识答题等全国性活动，不断提升公众风险防范、安全应急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营造浓厚安全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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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深，字任潮，从辛亥革命起追随孙中山，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南征北战，屡立战功。1924年，李济深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时任西江善后督办的李济深不仅为黄埔军校提供了教资、物资，他还将自己创办的“西江陆海军讲武堂”中的学员、教官推荐过去，为黄埔军校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大批基层军事干部。黄埔军校成立后，李济深以副校长的身份，兼任学校的教练部少将主任。
李济深的孙女李霭君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回忆道，祖父从1924年黄埔军校开始筹办时起，就从人力、财力、物力几方面大力支持军校的筹办。他不仅从粤军第一师中提取现款3万元，调出枪支200余支，还将3万余发子弹交给了学校，使得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能够顺利开展。“那时候好像1块大洋就能买一袋白面”，李霭君回忆说。孙中山对于李济深参与筹备黄埔军校之事作出过充分肯定，李霭君说：“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后，孙中山百感交集地对爷爷说，任潮，军校能够开学，与一师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你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都作了大力的支持，谢谢你。”
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李济深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1926年北伐战争中，蒋介石担任总司令，李济深出任总参谋长。1929年3月，李济深为调解蒋介石与桂系集团矛盾赴南京期间，却被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与李宗仁、白崇禧“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剥夺其军政大权WWW,22400011,COM，并“开除党籍”，软禁于南京汤山。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WWW,22400011,COM，李济深才获释出走上海，继赴香港。1933年，李济深发动福建事变，公开表达了自己“反蒋抗日”的政治主张。同年11月，蒋介石再次将李济深“永远开除党籍”。
李霭君说，1947 年3月9日，李济深发表了著名的《对时局意见》，指出对中国经济的破产及政治的危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要负相当责任。呼吁停止内战，废除党内独裁，这个声明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祖父的言行，使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以有悖党纪、诋毁政府之罪名，于5月将李济深永远开除党籍，并登报通缉。”
1948年1月1 日，在李济深等人的推动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诞生，李济深出任民革中央的第一任主席。李筱松告诉记者：“父亲当时做了很多策反工作，例如他给白崇禧写的亲笔信，奉劝他和共产党一起合作，还给在西南的卢汉也写了信，并且给傅作义、闫锡山都写了亲笔信，奉劝他们放下武器，和共产党一起迎接新中国的解放”。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5月1日，毛泽东亲自致电李济深和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同年12月，李济深克服重重困难离开香港乘船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李济深担任过国家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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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研究深入，对茶马古道的路线分布认识不断丰富、细致。北京大学教授陈保亚认为，西南各省区早期以产盐地为中心形成局域性的古道网络，因有些地方不产茶，茶叶需通过马帮从远方运来，从而将这些局域性古道网络串联起来。马帮需要绕开难以跨越的高山和江河，走向城镇、村落和集市进行贸易，使得很多路段的茶马古道总是蜿蜒曲折。在国内，滇藏道、川藏道、青藏道、滇川道、川黔道等主干道千里迢迢、历史久远，仍吸引沿线各地的社会和物产加入到贸易网络之中。因茶马古道短途贸易商品较多，马帮沿主干线的行程多为分段进行，除主干线外，各地马帮根据物资交换所需，又形成无数大大小小的支线如茶叶脉络般密布古道覆盖区域的各个角落，共同构成这个庞大的交通网络。
杨海潮：关于这条川滇缅印古代通道的研究非常多，中外学者均有不少成果。《史记》记载，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见筇竹及蜀布，经询问后推测有商路从云南和四川通往身毒(印度)。向达的《蛮书校注》研究过云南与东南亚、南亚的交通路线，李学勤在《商代通向东南亚的道路》指出商代就有从四川和云南通往东南亚的道路等。
19世纪末以来，欧美的探险家、传教士等也搜集并出版在中国及东南亚、南亚的见闻。美籍奥地利探险家约瑟夫·洛克的《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记录了马帮的部分行程路线；俄罗斯人顾彼得的《被遗忘的王国：丽江1941-1949》中，写下他跟随马帮到丽江的经历；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马帮旅行》中记录跟随马帮行走滇西、从云南进入缅甸的经历，他眼中的昆明“既是一条铁路的终点，又是若干马帮旅途的起点”。从这些外国人的笔下，或多或少能窥见茶马古道如何连接中国西南地区和南亚、东南亚国家。
在影视领域，《最后的马帮》《大马帮》等众多中文影视作品陆续面世。稍晚于国内，日韩联合摄制纪录片《茶马古道》、美国学者赛琳娜·艾哈默德和英国摄影家迈克·费里曼合作出版画册《茶马古道》等作品，进一步提高了“茶马古道”的国际知名度。海外民众也从中了解到中国西南地区古往今来的人文风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
杨海潮，北京大学语言学博士，西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生导师，云南省茶马古道研究基地副主任。长期从事西南民族语言和历史文化的田野调查，主要研究方向为理论语言学、民族史、茶马古道以及茶史和茶文化。代表论著有《音系复杂性：以白语的语素音节表为例》《普洱茶余》《茶马古道：地方性的民间视角》《茶文化初传藏区的时间与空间之语言学考证》《茶的属性与中国文化(汉文化)的形象》《茶文化在唐代的传播：时间、空间、社会》等。
